袁伟民出书掀开体坛伤疤中国距离体育强国很远

袁伟民出书掀开体坛伤疤中国距离体育强国很远

袁伟民出书掀开体坛伤疤,其实已经不在于他具体讲了什么,讲了多少,其更大的意义在于中国体坛的觉醒。多少年来,中国体坛一直对自身丑闻讳莫如深,公众往往在一片狐疑中远离真相,听到的似乎永远是否定丑闻。我们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本该有大国体育胸怀,还原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以自曝家丑、自觉打假的自律,只会赢得国际尊重。

自身经历颇具传奇色彩的袁伟民,在隐身5年之后携一本席卷风云之书再出江湖,真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在诸多曾经耳熟却已淡忘的故事中又为自己平添一份传奇。

《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首先以作者的特殊身份和接近事实真相的纪实风格独树一帜。读这本难得一见“敢说真话”的奇书,很多人首先会被书中爆出的申奥内幕吸引。的确,这是体育类书刊中近年来涉及到的最敏感话题。但综观全书,整本书最想说的却是涉及中国体育发展方向及发展路线的大问题。

此书成书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选择的发表时机在北京奥运会一周年之后,其中深意在于不影响奥运大局的前提下,为中国体育发展提供经验、积累财富,促其少走弯路、尽早转型。

袁伟民在《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中说:“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需要金牌,而我们也已经做到了,北京奥运会已经名列金牌榜榜首,已向世界证明中国是金牌大户,现在我们应该在保证优势项目和抓好重点基础项目发展的前提下,花大力气发展群众体育。”

中国当前正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而体育强国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好多人并不十分清楚。对此,袁伟民有自己的独到认识:“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体育强国,竞技体育的成绩只是一个方面。即使是竞技体育成绩,也不能仅以金牌数衡量,更要看奖牌数的多寡,因为奖牌才是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的表现;同时还要看建立在体育人口基础上、影响大的基础项目和集体球类项目,如田径、游泳、三大球等,在此方面我们与体育强国美国还相差得很远。”

袁伟民还提出了衡量“世界体育强国”的三个标准:体育人口的多少,体育产业的强弱,体育成绩的好坏。他认为,不仅要将体育作为一种兴趣,而且要把体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体育观念很强、经常参加比较正式的体育运动、经常进行体育消费,才能被称为体育人口。其次,中国目前还远没有产生像耐克、阿迪达斯那样的世界顶级体育装备品牌,没有形成体育产业链,人均体育场地也远不如体育发达国家。第三,就奥运会金牌数而言,中国称得上是“金牌大国”,但中国的优势项目多是世界上普及程度不高、市场效益不佳的“小众”项目,而需要广泛群众基础的田径、游泳、集体球类项目则还比较弱。

谈体育转型,袁伟民说的是肺腑之言。他甚至明言,不是说自己不在岗了便随便说话,转型实际是在为当前的体育管理者减压。因为如果依然沿着偏重竞技体育的发展道路走下去,金牌任务肯定会越来越重、压力也会越来越大,迟早有一天有人会承受不住。

这种分析和评判是理性客观、令人信服的,也是一名长期从事体育管理的权威人士在70岁高龄为中国体育发展留下的真知灼见。赤裸裸追求名利

《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中以较多笔墨记述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反斗争的惊心动魄以及处理2002年女排世锦赛期间中国女排“让球”事件的雷厉风行。

其实,无论是一些运动队、运动员铤而走险服用,还是当前中国体坛不断爆出的“假打”“假摔”丑闻,都是体育界一些人惟金牌论、不择手段追求锦标主义的思想在作崇。而在和“假打”“假摔”背后,隐藏的则是对体坛名利赤裸裸的追求。

书中所揭示的悉尼奥运会前反斗争,让人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得以窥见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错综复杂,从中也不难感受到反斗争的复杂和艰巨。

早在1998年曼谷亚运会前,中国田径协会就采取选拔制的办法,试图通过科学、合理的手段将个别外界尤其是国外争论较多的运动队拒之于曼谷亚运会门外。事实上,尽管当时社会上对某支中长跑队无缘曼谷亚运会也存在很多不解,但毕竟中国代表团参赛亚运会缺了一两支可以拿几块金牌的运动队,对大局影响不大,所以中国田径协会搞选拔制制约争议较多的运动队参赛亚运会,虽有相当程度的反弹,但并未掀起大的波澜。

及至2000年悉尼亚运会前,同样一支运动队在飞行血检中又出了问题。而袁伟民首次以“当家人”的身份带队参赛悉尼奥运会,反掉这支运动队本身就承受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更何况如果因为反掉这支有可能拿金牌但也有可能出事的运动队影响了代表团成绩,袁伟民则要承担更大的压力。在艰巨的考验面前,袁伟民选择一如反顾地反,这是需要不小的勇气的。书中爆出此事,实际上对当前体育管理工作也有现实意义。反是一项长期斗争,中国体育要想延续健康发展的大好局面,必须始终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反。

中国女排2002年女排世锦赛期间发生的“让球”事件,实际上反映了很多国字号运动队忽视体育精神的锦标主义倾向。试想,一支在国内外享有巨大声誉的队伍在国际大赛上堂而皇之地公然打假球,这不是体育道德沦丧又是什么?更何况,这支队伍从上到下还以符合赛制要求为名进行辩解和搪塞,更显示出一些运动队体育精神的严重缺失。而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女排在2002年世锦赛上的表现,也反衬出国内诸多运动队刻意追求金牌的实用主义倾向。这种风气如不及时刹车、而任其蔓延,后果将不堪设想。袁伟民以此次女排“让球”为契机,及时教育、彻底整改,体现了一代中国体育掌门人的远见,也为中国体育界上了“如何维护体育精神”的生动一课。造假投机的平台

体育向来以“公平、公正、公开”的阳光形象示人,但近年来中国体育的纯洁性却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以第九届全国运动会曝出的“假打”“假摔”事件为例,体坛造假,已经到了有恃无恐的地步。就在这种体坛丑闻公然在全运会赛场上演的同时,社会各界对体坛不正之风的嘲讽、唾弃已经铺天盖地。在这些嘲讽与唾弃声中,更激烈的声音甚至要求取消全运会、不要再搞制。

为什么中国体坛突然间多了这么多负面的东西,为什么那么多运动队、运动员不惜代价铤而走险?原因很简单,公然作假与投机取巧可能导致身败名裂,但一旦得逞,便可名利双收。

其实,无论是事件、“让球”事件、还是假打、假摔事件,都在很大程度上和多年来中国竞技体育的弦绷得太紧有着直接关系。刻意追求金牌,锦标主义、实用主义大行其道,其带来的后果必然是公然投机、大肆造假,从根本上侵蚀体育精神的肌体。

试想,如果中国体育继续沿着竞技金牌可以包打天下的道路走下去,整个体育界依然以拿金牌为唯一政绩,有了金牌就有了房子、车子、位子和票子,那让运动队、运动员不追求锦标主义而注重体育精神不成为一句空话才怪。

其实,除了书中涉及、打假球,中国体育界当前存在的“假、丑、恶”现象还有很多。比如假打、假摔,比如身份、年龄造假,比如运动员举止不当,比如运动员选拔黑幕重重,比如人为打分项目潜规则盛行,再比如黑哨、赌球滋生蔓延??所有这些“假、丑、恶”现象,都是侵蚀中国体育健康肌体的毒瘤,如不及早割除,流毒日深,则危害愈重。

体育本来就应该是阳光健康的代名词,这也是人们喜欢体育的一个重要理由。如果连体育竞赛都成为造假、投机的平台,那体育还有什么价值而言?《袁伟民与体坛风云》:袁伟民言论录

提拔崔大林为局长助理时,起初总局领导班子成员中有不同意见,全国体育系统也有不同声音,有人对崔大林在反问题上有看法,有人认为他个性太张扬,表现欲强。我考虑人无完人,尤其是有一技之长的人,某些缺点可能会暴露得更明显。

有两起事件十分严重,给国家丢脸,教训惨痛,令我难忘。一起是1994年广岛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虽然取得了出色成绩,但是在比赛结束后一个月,组委会通知我们,有17名中国运动员检测呈阳性,他们中11名选手的金牌被取消,其中有7名是游泳运动员。这件事为什么一个月后才公布呢?因为在亚运会举行期间,这些尿样在日本的检测中心没有被查出来,但是人家把我们的运动员盯上了,在亚运会结束后,又将保留着的尿样送到了德国设备更先进的科隆实验室去检测,结果检测出来了。他们盯的主要目标是中国游泳、田径等体能类项目的运动员。

是体坛的大毒瘤,它对运动员身心的危害、对公平竞争的破坏都是触目惊心的,我作为中国体育界的主要领导,如果我不坚决保护运动员的健康,我不坚决为净化体坛而斗争,那就是我的失职,那就是犯罪,我良心不忍!

这个北京申奥“合纵连横”的总方针,本来是一个符合实际、符合逻辑、顺理成章、能被各方面接受并且照顾到各方面利益的方针,但是后来执行这个策略的时候,并不是一帆风顺,一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北京奥申委的顾问,却意想不到地不配合,他我行我素,有些行为与北京申奥的总方针相悖,令我们费解、困惑和不安。“我们为了北京申奥成功,积极做中国的朋友的工作,希望他们也把票投给罗格。而这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指何振梁)却做反工作,让我们的朋友把票投给金云龙,而如果希望金云龙当选就意味着让北京出局。他明明知道这么做对北京不利,为什么还要不听劝阻坚持己见呢?真不知道他的目的和动机究竟是什么?”

我们让于再清去竞选,完全是从事业接班、国家利益考虑。第一次找这位资深委员谈时,你如果想不通,你就可以说“我不同意于再清去竞选,仍希望让我去竞选。”可是你当着我们的面表示完全同意,我在党组会上还表扬了你,那时你情绪很好、很正常,怎么没过多久又变了,甚至到国外去“发难”?如真想不通,再来找我们谈啊,又不找,我们发现了,主动找你谈,你仍不说真话,国内不说却到国外去说,造成中国政府在以他的名义弄虚作假推荐于再清的假相,不顾国家利益,不考虑国际影响,真让人想不通,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992年,第二次让我当足协主席的时候,我曾想请汪洋来当足协的专职主席——那是他在安徽铜陵当市长之后。我给安徽省委书记打电话,他说你调他可以,但是他是后备梯队人员,你们把他提起来,我们就放。我说马上提起来我没那个权力,现在想想要是把汪洋调来还真是限制住他发展了——他曾是全国省市中最年轻的体委主任。6、审计风暴

直到现在,海内外还有朋友打电话来问我,审计问题究竟怎么啦?香港还有一家媒体撰文说我袁伟民因为体育总局的审计问题被“双规”了。我个人可以不在乎这些谣言,但是,就这件事,在海内外给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至今没有挽回,因为没有公开纠偏,媒体当时的误导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是我深感痛心的一件事。我一辈子为国家荣誉而奋斗,没想到这件事莫名其妙使国家声誉蒙受不白之冤。现在,我在本书中实话实说审计风波经过,无意否定审计署的工作,我一直认为国家审计署在国家的发展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正在发挥并将更加发挥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据我所知,国家审计署的大多数领导和群众对2004年公布的体育总局的审计问题,是有清晰的、正确的看法的。本来,工作中出现差错,不足为奇,任何人任何部门都有可能发生,审计署也不例外。可是,使我难以理解的是,真相已明,却为什么不能光明磊落地纠偏,审计需要独立,应该依法独立审计,但谁来监督审计部门?审计出差错谁来纠偏?促进审计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搭建公开公正的舆论平台,有控辩机制,允许被审计者说话。无疑,我们体育总局所亲历的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包括审计署、体育总局在内的有关部门,在体制、机制方面存在一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所以,我希望从体育总局亲历的这个真实事件中,去共同寻觅问题的症结所在。

中央组织部到国家体育总局宣布对我和志坚的任命前五天,也就是4月13日,我接到中组部电话,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并通知我于第二天4月14日上午10时去,时任中央、国家副主席的要找我和李志坚谈话。我和志坚过去认识,但是不太熟,1990年亚运会的时候有过几次接触。那天去,我到时,志坚同志已到,他没先进去,而是坐在自己的车里等我,见我下车,立即迎上来和我握手。他个子和我差不多,胖瘦也差不多,穿着一件咖啡色夹克衫,很精神。他热情地说,很高兴能和我合作共事,一定配合好,支持我的工作。因为时间已到,来不及说什么,就一起进了庆红同志的办公室。我想,我们俩事先可能谁也没有想到会成为“搭档”。过去我曾听北京市的人说起过他很有能力,政治理论水平很高,这次合作共事前的见面,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个礼貌、谦和的人。(伊实) (来源:人民网-《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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